近日，步长制药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药品谷红注射液将于2022年12月31日退出安徽省医保目录。步长制药对此表示，公司药品此次退出安徽省医保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暂无法估计，短期不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据了解，2020年谷红注射液的营业收入为192209.73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比例为12.03%。其中在安徽省营业收入为1710.06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仅为0.11%。
从数据层面来看，此次谷红注射液退出安徽省医保确实对步长制药并无太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该退出事件并非个例。
在医保政策的影响下，从去年到现在，步长制药曾先后公告，旗下的谷红注射液将退出黑龙江省、云南省和河北省等多地的省医保目录。而雪上加霜的是，步长制药的另一款核心产品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也正在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各地的省医保目录。
从这个角度看，两款核心药品被清退出省医保，即使是步长制药也很难不毛发无伤，而这或许也是近段时间步长制药手握抗疫药品宣肺败毒颗粒，但股价却未能大涨的原因之一。那么步长制药的未来究竟将何去何从？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探究一二。
据了解，虽然步长制药在心脑血管、妇科和泌尿等诸多领域都拥有着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但从其公布的财报数据来看，步长制药的主要营收却集中在心脑血管业务领域，尤其从2016—2020年，步长制药的心脑血管业务营收和利润占比分别超过70%和80%。
而其中，步长制药旗下的六款拳头产品，如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谷红注射液、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和复方曲肽注射液，在2020年合计营收107.58亿元，占总收入的89%。
从上述两组数据不难发现，步长制药存在着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营收构成不均衡，心脑血管业务占比过高；二是对明星产品高度依赖。
但对单一业务或产品依赖性过高，不仅会使企业出现增长稳定性不足、市场波动较大等问题，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市场成长潜力。
据天眼查APP公布的步长制药财报数据显示，2018-2020年，步长制药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5.29%、3.05%、-4.37%。而在2021年三季报中，步长制药实现营业总收入113.77亿元，同比增长1.18%；营业利润16.38亿元，同比下降6.92%；归母净利润12.74亿元，同比下降8.73%，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尴尬情况。
公开数据显示，丹红注射液是步长制药的核心产品之一，但在2019年丹红注射液10ml/支的主力规格销售量比上年下降25.93%，规格为20ml/支的销量也比上年下降12.3%。而相比于2016年销售量的1.089亿支，丹红注射液10ml/支的主力规格在2019年销量仅为5960万支，四年间销量近乎腰斩。
丹红注射液的颓势是因为不合理用药过多，在相关政策规定下，先后被多个省市纳入了辅助与重点监控用药目录，并被预警（严格监控）和限制使用。而为了抵消丹红注射液销量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步长制药推出了谷红注射液、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等注射液品种成为其营收接班人。
但有意思的事，现在谷红注射液和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之所以被大范围清退出省医保目录，一方面在于国家医保政策的调整。此前，除与国家级医保目录药品保持一致外，各省级医保目录有一部分的增补空间，因此一些药品即使不在国家医保目录内，但可能会被增补进地方医保目录。
但在2019年8月，国家医保局发文要求，地方医保目录增补取消，各地增补医保目录原则上在三年内分三批完成对不符国家医保目录药品的清退，而谷红注射液似乎也在清退行列其中。
另一方面还在于谷红注射液和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在多地被纳入了辅助与重点监控用药目录，而中成药、辅助与重点监控品种又是此次地方医保目录清理的重要对象。
据药智网的“辅助与重点监控用药”数据库显示，在2015-2019年，谷红注射液已被安徽、北京、河南、广西等10多个省市纳入辅助与重点监控用药目录，而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也在2019年5月7日被纳入邢台市的辅助用药目录。
现在看来，谷红注射液和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这两款在2020年实现收入超31.65亿元的明星产品似乎正走上了丹红注射液的老路上，而有着丹红注射液营收与销量齐下滑的前车之鉴，这很难不令人担忧谷红注射液和步长制药的未来命运。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被地方医保目录清退的药品，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只要临床价值高、需求量大，还是有机会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只是步长制药的这两款明星产品最终能否挤进国家医保目录，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不得不提的是，步长制药在2021年推出的，被列为新冠肺炎推荐用药的宣肺败毒颗粒。尽管目前并未在市场上大量铺开，但据步长制药公告，截至今年3月17日，该产品的销售收入为766.63万元。
不过在向善财经看来，宣肺败毒颗粒想要成为步长制药扭转颓势的杀手锏恐怕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一方面受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宣肺败毒颗粒的后续销售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且由于上市时间较短，对步长制药近期经营业绩并没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在我国政府强有力的防控手段下，国内疫情整体规模不大，这就意味着新冠肺炎推荐用药的“三药三方”真正的市场或许是在疫情严重的海外地区。
但中药出海并不容易。以连花清瘟胶囊为例，在国内连花清瘟胶囊在治疗轻型或普通型患者方面已被官方证实有效，但在瑞典、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等国家地区，连花清瘟胶囊等中成药却并不被认可接受，甚至直接被多国入境海关查封。
而这就进一步限制了步长制药宣肺败毒颗粒的市场想象力，也难怪资本市场对手握抗疫药品的步长制药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性。即使在3月17日“三药三方”利好消息传出后，步长制药的股价只是涨了6%到22.39元，截止到4月8日收盘，其股价仅微升至23.30元。而同一行列的红日药企却在当日实现股价暴涨20%，并且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超40%。
事实上，步长制药之所以难被资本市场所看好，一方面是因为产品和业务前景不明朗，另一方面或许还在于其重销售轻研发，且舆论负面事件不断有关。
据财报数据显示，从2016—2021年三季度，步长制药的毛利率一向维持在70%以上，但其净利率却一直在16%以下徘徊。而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问题就在于其大手笔的销售费用挤压了步长制药的利润空间。
从数据层面来看，步长制药的研发投入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却始终远远落后于其销售费用，而这似乎与其向科技型公司战略转型的大方向略有出入。
如果说重销售轻研发是步长制药的企业选择，那这并无不妥，但步长制药高额的销售费用背后却暗藏着庞大的商业贿赂和违规操作，这就成为其头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20年，步长制药的销售费用高达83亿元，其中至少80亿元都用作“市场、学术推广费及咨询费”。而巨额的销售费用也曾引起上交所的注意，2019年上交所向步长制药发函问询，而步长制药表示，市场推广类费用占比处在合理区间范围，符合行业特点。
但尴尬的是，在2020年一则受贿案刑事判决书显示，医师王某某非法收受陕西步长制药销售业务员苏某贿赂，开具步长脑心通胶囊3.6万盒，获取回扣款12.5万元。
此外，在2021年4月12日，财政部对19家医药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其中，步长制药被罚原因为以咨询费、市场推广费名义向医药推广公司支付资金，再由医药推广公司转付给该公司的代理商，涉及金额5122.39万元。
步长制药之所以要将资金兜转一圈，有业内人士表示，步长制药将资金通过第三方转回代理商，一是可以方便做账，二是为代理商“带金销售”提供了现金保障。
所谓的“带金销售”是指医药企业在制定药品投标价格时，事先把给予处方医生及有进药决策权和影响力人士的商业贿赂计算在内，通过给予回扣，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的不当行为。
而药企“带金销售”的另一面往往又与虚开发票相关联。去年，《菏开检刑检刑诉〔2021〕111号》起诉书显示，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王某某、吴某某等人涉嫌虚开发票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提起公诉。
而接受虚开发票的公司中，就包括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制药”）旗下的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邛崃天银制药有限公司、步长制药四家公司介绍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523份，票面金额合计人民币4905.07万元，价税合计4910.16万元。
事实上，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近年来至少有10份判决书显示步长制药在药品推广过程中存在商业贿赂行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真正让步长制药“闻名于世”的，还属2019年曝出的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之女赵雨思买进斯坦福大学的舆论丑闻。
2019年5月2日，多家外媒报道，一中国土豪为让女儿进斯坦福大学给了中介6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370万元)，其中50万美元用于贿赂斯坦福大学帆船队教练，将他女儿包装成帆船选手。随后，有媒体爆出该富豪系山东步长制药（603858.SH）集团董事长赵涛，涉事学生为其女儿。
尽管在事件曝光后，赵涛妻子称其女儿是诈骗事件的“受害者”，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则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女儿在美国留学事宜，属个人及家庭行为，资金来源与步长制药无关，对步长制药财务状况不构成任何影响。
但两人的回应，或许间接性地坐实了步长制药董事长之女花钱买进斯坦福的舆论。随后，赵雨思被斯坦福大学开除，涉事教练被抓，步长制药的公众形象也就此一落千丈。
市场和公众的印象不佳，再加上步长制药现在的明星产品似乎又遇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刻，这很难不让人担忧其未来的市场命运，而步长制药究竟该如何破局，这或许将由时间来见证。